阴阳合同”只是天价片酬毒瘤之一影视公司谋利还有新玩法

发布时间:2018-06-04 16:54:04

阴阳合同”只是天价片酬毒瘤之一影视公司谋利还有新玩法

  随着影视明星天价片酬“阴阳合同”的曝光,资本市场上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也受到了波及,国内A股影视板块全线下挫。

  “大小合同只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天价片酬‘毒瘤’中的一个。牵一发动全身,大明星、大导演、上市公司,毒瘤一旦病发,整个链条谁也逃不了。只是这个毒瘤在影视行业的这个所谓巨人身体潜藏已久,许多人不愿意面对,而金字塔顶层的那波受益者是不是真的愿意改变或者‘切除’这个毒瘤都是问题。”一家文娱类上市公司高管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中国主要还是基本以导演为核心制或者以知名导演与演员为核心的电影制作环境,这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都很难改变的现状。”欢喜传媒董事会主席董平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电影在2002年才开始产业化改革,一方面是应对WTO之后进口影片对国产电影的冲击,另一方面是中国电影在1999年跌入谷底,当年的票房才达到8.1亿元。中国电影需要一次脱胎换骨,而产业化的核心就是允许民营、外资进入电影投资、制作、发行、放映环节。

  在资本力量的助推下,中国电影的产量从2002年的100部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406部,电影年票房从2002年的不足10亿元扩大到2017年的559.11亿元,比2007年增长30.48%,增长速度全球第一。

  这些让人兴奋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式大片”正成为中国电影黄金发展时期的主要模式,也就是大导演、大投资、大明星、大制作“引领着”着中国电影的冲锋方向。

  不可否认,中国电影的发展阶段,“中国式大片”模式的确有一定积极的探索作用,导演、演员的片酬增长也存在一定的市场合理性,但问题也不少。

  这些问题集中在因明星高片酬而抬高电影成本,以及过多资本涌入市场破坏电影发展等方面。以电影投资成本为例,主要包括内容制作与宣传发行两大部分,核心是内容制作,内容制作中演职人员成本是最高的。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有的电影投资80%用在了演员片酬方面,这一比例全球居首。目前中国有些明星的税后实际片酬甚至高过好莱坞一线明星,曾有知名影视公司负责人表示,“中国的艺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艺人,片酬不仅一年一变,而且在双方合同中,很多艺人要求的都是税后片酬,税让制片公司出。结果演技还那么烂,这样的烂明星也就在中国才诞生。”

  资深电影人王璐表示:“没有人计算过,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电影每年的投资总额变化是怎样的,但的确与社会资本向影视产业的大量流入不无关系。”

  “2008年,中国式大片已有一些风险性的危机,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2009年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影视传媒公司的上市,加之地产、能源型企业的转型,热钱再次融入电影行业。”王璐认为。

  虽然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在这期间有发过光,但随着2014年,占据中国富豪榜单前十位的集团,尤其是BAT的大举进入影视产业,进入10亿票房时代的中国电影超越好莱坞貌似指日可待,制作公司计划投入的上亿元投资的影视项目比比皆是,而各路崛起的小鲜肉、网红身价也暴涨,有些演员因为一部影视剧的火爆,其身价一年之内就会暴涨百倍。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一线明星的片酬至少在几千万元,二线明星的片酬在几百万元到一千万元上下。这样的飞涨速度虽然让投资者即便苦不堪言,但一部影视剧的制作终究离不开影视明星。

  第一财经记者所熟悉的一些金牌制作人所制作的每个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演职人员的搭配组合,什么样的阵容可以使得项目在预售时卖出最好的价格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曾有通报要求,各级电视播出机构在电视剧购播过程中不得指定演员、不得以明星大腕作为论价标准,在电视剧宣传工作中不得对明星进行过度炒作。现实则是一个影视剧项目从投资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中,明星阵容是最先吸引投资者以及播出平台的。

  以电视剧为例,与论价标准相关的就是产品的收视率以及广告收益,也就是核心的“千人成本”和“收视点成本”,前者指的是某条广告被1000人次的受众量看到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后者指的是某条广告每得到一个收视率百分点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两个指标直接反映出广告的投放成本和播出效率。

  节目收视率越高,收视点成本越低,广告传播效果也就越好,广告时段的销售价格也就越高,这是一条看得见的商业利益逻辑。

  同样的逻辑在电影票房、视频点播率亦是相通的。而在收视率、票房、点播率的追逼下,背后的许多数据也有造假成分,能看得见的商业利益都是与明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问题太多、太复杂,一方面焦灼的投资者需要一个明晰的标准,从而降低明星的成本,能够将更多的钱放在编剧与其他制作层面,一方面,市场的需求又离不开明星的影响力。”王璐认为。

  相较于网友与媒体表现出对天价片酬、明星的 “大小合同”等问题的关注,影视圈则几乎一片平静。

  “大家还是在舆论声浪中静静地观望,我也一样,毕竟像对明星片酬的运作,所谓大小合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位资深影视制片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去年9月出台的《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各会员单位及影视制作机构要把演员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范围内,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30%。

  管理部门的初衷是为了管控不合理高片酬,弘扬“戏比天大”的职业精神,但是执行起来就难说了。

  “越限制片酬却越高,因为对演员的依懒性,使得企业与演员的谈判价码并不高,上有政策,下有市场,该怎么办?大小合同,还是得签。”一位投资影视行业的金融界人士表示。

  上述资深制片人就这样表示,“大小合同一个是给明星片酬的合同,一个是以明星所在公司或工作室的名义的制作费合约;或者担任多个职务,拿到制片人、监制等多份职务的酬劳等。”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除了分大小合同这种“小儿科”玩法外,一线明星与流量明星也有以薪酬入股方式进入到好的项目中,项目的投资方中多有上市公司的影子,这样即便影片票房不佳,各方也可以在二级市场收获颇丰,当然收益最大的就是参与出品的上市公司。

  例如,《叶问3》当年其中直接参与者包括2家上市公司——神开股份、十方控股,快鹿集团就是在2014年末至2015年初,先后入股上述两家上市公司,并让其参与到自身投拍电影的票房投资中,业内称其“醉翁之意”就是二级市场收割财富。

  相较二级市场的高收益,出品方给明星的那些天价片酬又算什么。“这也是此次影视圈基本保持沉默的根本原因,毕竟每年的大片拍摄基本在几大初具规模的大娱乐公司手中。”上述高管人员表示。